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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酷小说网 > 历史小说 > 反经  作者:赵蕤 书号:10165  时间:2017/3/26  字数:6015 
上一章   理乱    下一章 ( → )
夫明察“六主”以观君德。审惟“九风”以定国常。探其“四”核其“四危”则理可知矣。

  何谓“六主”?

  荀悦曰:“

  体正仁,心明志同,动以为人,不以为己,是谓‘王主’(议曰:王主者,谓天姿仁德。);

  克己恕躬,好问力行,动以从义,不以从情,是谓‘治主’(议曰:治主者,谓抑情割);

  勤事守业,不敢怠荒,动以先公,不以先私,是谓‘存主’(议曰:存主者,谓拘法守律);

  悖逆争,公私并行,一得一失,不纯道度,是谓‘衰主’;

  情过于义,私多于公,制度逾限,政教失常,是谓‘危主’;

  亲用谗,放逐忠贤;纵情逞,不顾礼度;出入游放,不拘仪。赏赐行私,以越公用;忿怒施罚,以逾法理。遂非文过,而不知改,忠言壅,直谏诛戮,是谓‘亡主’。

  (故王主能致兴平,治主能修其政,存主能保其国,衰主遭无难则庶几能全,有难则殆;危主遭无难则幸而免,有难则亡;亡主必亡而已矣。)

  何谓“九风”?

  君臣亲而有礼,百寮和而不同,让而不争,勤而不怨,唯职是司。此“礼国之风”也。(尹文子曰:“上不胜其下,下不犯其上,上下不相胜犯,故令行,人人无私,虽经险易而国不可侵,治国者也。”)

  礼俗不一,职位不重,小臣谗疾,庶人作议。此“衰国之风”也。(尹文子曰:“君年长,多妾媵,少子孙,疏强宗,衰国也。”)

  君臣争明,朝廷争功,大夫争名,庶人争利。“此乖国之风”也。

  上多,下多端,法不定,政多门。此“国之风”也。(尹文子曰:“君宠臣,臣爱君,公法废,私政行,国也。”)

  以侈为博,以伉为高,以滥为通;遵礼谓之拘,守法谓之固。此“荒国之风”也。(议曰:夫晋家尚于浮虚,所以败也。此之谓也。)

  以苛为察,以利为公;以割下为能,以附上为忠。此“叛国之风”也。(叔向曰:“大臣重禄而不极谏,近臣畏罪而不敢言,下情不上通,此患之大者也。”)

  上下相疏,内外相疑;小臣争宠,大臣争权。此“危国之风”也。

  上不访下,下不谏上;妇言用,私政行。此“亡国之风”也。(尹文子曰:“国贫小,家富大;君权轻,臣势重,亡国也。内无专宠,外无近习;支庶繁息,长幼不,昌国也。农桑以时,仓廪充实;兵甲劲利,封疆修理,强国也。”

  文子曰:“夫国若盛,治国若虚;亡国若不足,存国若有余。虚者,非无人,各守其职也;盛者,非多人,皆邀于末也;有余者,非多财,节事寡也;不足者,非无货,人躁而费多也。”)

  何谓“四”?

  管子曰:“内有疑之妾,此家也;庶有疑嫡之子,此宗也;朝有疑相之臣,此国也;任官无能,此众也。”

  (故曰:“立天子者,不使诸侯疑焉;立诸侯者,不使大夫疑焉;立正者,不使嬖妾疑焉;立嫡子者,不使庶孽疑焉。疑则动,两则争,杂则相伤。故臣有两位者,国必;臣两位而国不者,君犹在也,恃君不,失君必矣。子两者位,家必;子两位而家不者,亲犹存也,恃亲不,失亲必矣。臣疑其君,无不危之国;嬖疑其宗,无不危之家也。”)

  何谓“四危”?

  又曰:“卿相不得众,国之危也;大臣不和同,国之危也;兵主不足畏,国之危也;民不怀其产,国之危也。此治之形也。

  凡为人上者,法术明而赏罚必者,虽无言语而势自治;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,虽曰号令,然势是。”

  (管子曰:“理国有三器,国有六攻。明君若能胜六攻而立三器,故国理;不肖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,故国。三器者何也?曰:号令也、斧钺也、禄赏也。六攻者何?曰:亲也、贵也、货也、也、巧佞也、玩好也。三器之用何也?曰:非号令无以使下,非斧钺无以威众,非禄赏无以劝人。六攻之败何也?曰:虽不听而可以得存,虽犯而可以得免,虽无功而可以得富。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,则号令不足以使下;有犯而可以得免者,则斧钺不足以威众;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,则禄赏不足以劝人。号令不足以使下,斧钺不足以威众,禄赏不足以劝人,则人君无以自守也。)

  是故,势理者,虽委之不;势者,虽勤之不治。尧、舜拱己无为而有余,势理也;胡亥、王莽驰骛而不足,势也。

  (商子曰:“法令者,人之命也,为治之本也。一兔走而百人逐之,非以兔可分以为百,由名分之未定也。夫卖兔者市,盗不敢取,由名分之定也。故夫名分定,势治之道也;名分不定,势之道也。故势治者,不可也;势者,不可治也。夫势治之,愈矣;势治而治之,则治矣。故圣人治治、不治也。圣人为人作法,必使之明白易知,愚智遍能之。故圣人立天下而天下无刑死者,非可刑杀而不刑杀也,万人皆知所以避祸就福而皆自治也。明主因治而治之,故天下大治也。”)

  故曰:善者,求之于势,不责于人。是故,明主审法度而布教令,则天下治矣。

  (《左传》曰:“国将亡,必多制。”杜预云:“数变法也。”)

  论曰:夫能匡世辅政之臣,必先明于盛衰之道,通于成败之数,审于治之势,达于用舍之宜,然后临机而不惑,见疑而能断,为王者之佐,未有不由斯者矣。

  
译文

  分辨清楚六种类型的君主,就可以用来考核每一位皇帝的功过得失;总结出九种类型的国家风气,就能鉴定一个国家兴盛还是衰败;探讨四种国的表现,核定四种危国的征兆,那么治国安邦、拨反正的方针也就清楚了。

  东汉末史学家苟悦说:“天仁慈,头脑清醒,志在天下大同,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了人民,而不是为足自己的私,这是‘王主’——可作帝王的君主[王主具有先天的仁慈美德];能克制自己的私,性格宽厚,能身体力行,勤学好问,办事遵循仁义的原则,不感情用事,这是‘治主’——能带来一个清明盛世的君主[治主的主要表现是克制情,忍痛割爱];勤政爱民,兢兢业业地保护先烈开创的基业,丝毫不敢荒懈怠,处理国家大事能做到先公后私,这是‘存主’——能坐江山的君主[存主关键是奉行先主的传统法规];情狂悖,叛逆伦常,朝廷里的争权夺利,公私并行,政策的得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标准做依据,这是‘衰主’——走上穷途未路的君主;情倒了礼义,私利重于公益,国家制度超过了界限,政治文化失去了常规,这是‘危主’——危在旦夕的君主;亲信、重用诬陷忠良的恶小人,排挤、打击德才兼备的忠臣,放纵情,贪得元厌,不顾忌礼教法规,出入游幸放,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,拿着国家的财物赏赐亲信,超过了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开支,一不高兴就加刑罚,从不依据法律,文过饰非,有错不改,忠诚的意见听不到,敢于冒死直谏的大臣都要被杀掉,这是‘亡主’——亡国的君主。”

  [所以说“王主”可以统一四海,使天下兴盛太平;“治主”可以巩固这种局面;“存主”可以保住江山;“衰主”如果国家不发生灾难可以勉强保住安全,有难就危险了;“危主”没有国难就谢天谢地了,有难必是亡国;“亡主”则必亡无疑了。]

  “九风”是什么意思呢?

  君臣之间亲近有礼,文武百官虽有不同政见但仍然和睦相处,互相谦让,不争名夺利,勤勤恳恳为国效力,不互相埋怨,一心一意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。这是“理国之风”——国家大治的象征[尹文子说:“上级领导不压制下属,下属不冒犯上级,上下融洽,就能做到令行止,人人无私。在这种风尚下,虽然经受艰难险阻的考验,国家仍可坚如盘石,不会受到敌国的侵犯。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治”]。

  礼教风尚不能统一,当官的不受敬重,基层官员攻击国家的弊病,平民百姓议论纷纷,这是“衰国之风”——国家衰败的象征[尹文子说:“国王虽然年迈还养着许多嫔妃,子孙不多,有势力的宗族被疏远,这是国家衰败的表现]。

  君臣互相争荣誉,朝中大臣争功劳,士大夫争名声,老百姓争私利,这是“乖国之风”——众叛亲离的象征。

  上层官员私泛滥,下层官员作恶多端,法规不稳定,政出多门,这是“国之风”——国家动的象征[尹文子说:“国王宠幸大臣,大臣只爱君王,国家的法律废弛,人,这是国的表现”]。

  把奢侈误以为繁荣,把骄纵误以为高贵,把自由散慢误以为开明,遵守礼义的人被认为是顽固不化,奉公守法的人被认为是固步自封,这是“荒国之风”——国家荒的象征[晋代崇尚玄虚、轻浮,所以引起了五胡乱中华,就是历史的明证]。

  把苛捐杂税当作精明,为国家服务是为了捞取好处,把宰割老百姓当作能耐,把溜须拍马当作忠诚,这是“叛国之风”——国家叛的象征[叔向说:

  “大臣只想着奉禄,就是不进忠言,亲信的随从怕得罪上司不敢说真活,下面的真实情况反映不到中央,这是最大的隐患]。

  上下隔阂,内外猜疑,小官员争着讨上司的心,当大官的争夺权力,这是“危国之风”——国家危亡的象征。

  上级官员不深入基层了解情况,下面的群众也不向上反映意见,老婆怎么说就怎么办,国家的法律不执行,而是各搞各的,这是“亡国之风”——

  国家灭亡的象征。

  [尹文子说:“国家贫困衰弱,私人出现了富户大家;国王的权力削弱,大臣的势力增强,这就是亡国的征兆;宫廷内没有专宠一人的现象,朝廷里没有宠幸的臣,家族人丁兴旺,长幼有序,这是国家昌盛繁荣的表志;农事活动适时,粮食储存厚实,军队精锐,疆土治理得很好,这是强国的特征。”

  文子说:“动的国家看上去好象很热闹;安定的国家看上好象很空虚;灭亡的国家好象匾乏不足;图存的国家好象过剩有余。空虚不是没有人,而是因为人人都在岗位上;热闹不是人丁多,而是因为都在追逐蝇头小利;有余不是财力富余,而是因为寡少事;不足不是市场无货,而是因为人们虽然收入少,但是各种税赋却很多。]

  什么是“四”呢?

  管仲说:“家中有疑忌正室的小妾,这是家;庶子疑忌嫡子,这是宗;朝廷里有疑忌宰相的大臣,这是国;任命的官员昏庸无能,这是众。”

  [所以说:“确立谁为天子时,不能引起各地诸侯的疑虑;分封王侯的时候,不能让朝中大夫疑虑;立正的时候,不能让妾疑忌;立嫡子的时候,不能让庶子疑忌。一有疑忌就要有所行动,不分正偏、长幼就要争斗,没有秩序就会互相伤害。因此把同一职务任命给两个大臣,国家必然发生动,没有发生动是因为国王还健在,依靠国王平息纷争,大臣们有所畏惧,还不敢来。国王一死,必无疑。同时立两个嫡子的情况也一样。另外,大臣疑忌国王,没有不危害国家的;庶子疑忌家长,没有不危害家庭的。”]

  什么是“四危”呢?

  管仲又说:“国家的危险表现在四个方面:一是公卿和相国得不到群众的拥护;二是大臣们不能同心协力;三是统帅军队的元帅不足以引起敌人的畏惧;四是人民不关心生产。这就是识别天下大或天下大治的标准。

  “凡是作为最高领导者的,法策、法规严明,赏罚必定兑现的,虽然不用多少宣传口号,大势所趋,国家自然能达到大治;法令、策略不明,赏罚又不兑现的,即使天天发号召,也必然要大。”

  [管仲说:“治国有三种武器,国有六种隐患。英明的国王如果能战胜这六种隐患,掌握这三种武器,国家必然会得到治理。昏君不能战胜六种隐患,掌握三种武器,所以致使国家动。三种武器是什么呢?一是号令,二是刑罚,三是俸禄和赏赐。什么是六种隐患呢?一是亲信,二是宾师(没有官职而被国王敬重的人),三是行贿的人,四是女,五是善于钻营的小人,六是陪你玩赏的人。三种武器有什么功用呢?没有号令不能驱使臣民;没有刑罚不能在群众中产生威摄力量;没有赏禄不能鼓舞人效命。六种隐患为什么会导致败亡呢?这六种人虽然不服从法令也可以安然无羔,虽然犯了法也可以逃避法网,虽然没有功也可以发财致富。一个国家,有了不守法也安全的人,就不能让下边的人服从号令;有违法不究的人,法律就没有了尊严;有无功受禄的人,奖赏和薪水就不起作用。这样一来,当国王就失去了坐稳江山的武器。]

  因此可以说,体制、风尚构成了治理的格局,体制合理,顺其自然,国家就不会发生动。相反,即使手忙脚,也不会治理好。尧舜垂拱,无为而治,都显得雍容有余,因为其体制是治理的格局;胡亥、王莽奔驰忙碌,都制止不住天下大,因为其体制就是致的格局。

  商鞅说:“政策法令,是人民的生命,国家的根本。上百个人追捕一只野兔,不是因为一只兔子可以变成一百个,而是由于兔子的所有权还没有确定。卖兔子的人市场上到处都有,但是盗贼不敢随便拿,因为归谁所有已经明确。由此可以知道,确定名分(解决所有权),是治国的基本原则。名分不确定,所有权不明确,势必要发生混乱。如果体制是治理的体制,想不了。体制是混乱的体制,想治也治不了。是混乱的体制,越治越。是治理的体制,治理就很容易了。所以圣人只治理具备治理体制的国家,不治理其体制就是动源的国家。圣人为人民群众制定法律,一定要让老百姓对法律明白易知,通俗易懂,人人都能做到。所以在圣人建立的国家里,没有因犯法而被杀的。倒不是该杀不杀,而是因为人人守法,人人避祸就福,人人自我教育。英明的君主以根本体制为基础治国,所以才会出现天下大治的盛世。”]

  因此,我们说,善于治理国家的人,是在改造国家体制上下功夫,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。所以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反复研究审视法律制度,而后颁布命令,天下就会实现大治。

  [《左传)说:“一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,必然会有许多政策制度出台。”

  杜预解释说:“这里的意思是变法频繁。”]

  结论:能够匡扶世道人心、辅佐国家大政的权臣,务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,精通成败的奥秘,研究造成大治或大的体制源,通晓各级领导的任用和罢兔的规矩,再加上面临纷繁复杂的时局而不惑,遇到疑难、棘手的问题能断决——做为君王的辅相,古住今来,没有不首先从这里做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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